令人忧心的是，当下竟有4所“科技大学”在高考招生中明确表示只招理科生，将文科生拒之门外，这一现象着实给新高考改革敲响了警钟。

近期，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公布2025年本科招生章程，其中规定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报考本校所有专业的考生，必须选考物理和化学。这一规定无疑给文科生关上了进入该校的大门。

不仅如此，从高校招生政策来看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这3所“双一流”高校也只招收理科生，其100%的本科专业都要求考生选考物理和化学。这种做法实在是对新高考改革理念的一种背离。

新高考改革推行至今，“物化”组合在选科中占据了半壁江山，大文大理（史政地、物化生）依旧是最主流的选考科目组合。这不禁让我们质疑：新高考改革难道只是一场轮回，又回到了传统的文理分科模式吗？

“物化”组合上升，新高考改革方向迷失？

新高考普遍推行的“3 + 1 + 2”模式，本意是为考生提供12种不同的选科组合，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。然而，现实却令人失望，常见的科目组合只有4种，分别是物化生、史政地、物化地、物化政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王新凤的调查显示，在过去5年里，河北等第三批新高考改革的8省市中，物化生的选科组合比例持续上升，增加了16%，所占比例已接近四成；物化政的比例增加了6%；物化地、史政地的比例也有小幅增加，均为3%。而其余8个选科组合的比例均在下降，其中“物生地”下降幅度最大。此外，选择“史化 +”选科组合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在于学生选科往往以专业为导向。在“专业为王”的录取现实面前，物化必选成了高中阶段所谓的学霸组合。

一方面，非“物化”组合几乎与热门专业无缘。2021年，教育部出台的《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（通用版）》显示，在92个本科专业类中，有55个专业类要求必选物理 + 化学，占比近六成；在全部703个专业中，有355个本科专业必选物化，占比超过一半；几乎所有的理工农医类专业都要求必选物理和化学。这种规定严重限制了学生的专业选择范围，也让新高考改革的多元化初衷难以实现。

另一方面，名校招生也表现出明显的选科倾向性。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的《2027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》，超70所“双一流”高校中，超过一半的招生专业要求必选物化、不招文科生。像电子科技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，超过80%的专业只招收理科生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更是全部招生专业只招收物理 + 化学的考生。这种招生倾向无疑加剧了“物化”组合的热度，让新高考改革的公平性受到质疑。

在多方政策的推动下，物化组合成了学生眼中通往心仪大学的唯一途径。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，河南某省级示范高中全年级16个班级中，“物化生”组合的编班就占了11个；广东某高中全年级约有1000名学生，大概80%选择了物理，其中成绩较好的同学普遍绑定化学。一份涵盖浙江省400多所高中的选科统计数据也显示，选择物化生的学生中，优秀学生占多数。

这种“物化捆绑”的现象，让选择“物化”组合的考生重新被贴上了“理科生”的标签。而历史类考生的专业选择空间则被进一步挤压，像历史 + 2门理科科目的组合更是无人问津，传统文科科目（史政地）反而成了最保守的选择。当选科组合与传统的大文大理科目相差无几时，新高考“3 + 1 + 2”模式中间的那个数字“1”，似乎又成了划分理科和文科的界限。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学生发展、高校专业培养和就业市场需求三方在新高考改革中的失衡，是对新高考改革初衷的违背。

新高考改革本应打破传统的文理界限，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，但如今却出现了这样的局面，实在是令人痛心。我们必须深刻反思，如何才能让新高考改革真正实现其目标。

“3 + 1 + 2”的“1”，真的合理吗？

高考综合改革发展至今，我国除了西藏，已有30个省市正式启动新高考模式。

除了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海南5个省市实行“6选3”（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6门科目中任选3门）的自由选科模式，浙江多了1门“技术”科目，实行“7选3”，其余24个省市均限制了必选1门物理或必选1门历史的选科要求。

为什么要规定物理、历史必选一科呢？业界普遍认为，在高校人才培养中，历史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基础性学科，物理是自然科学类专业的基础性学科，所以它们成为学生未来发展方向的必选科目。然而，这种观点真的合理吗？

既然物理和历史具有较高的学科地位，为什么普遍推行“3 + 1 + 2”模式，让物理、历史不能同时选择呢？这或许与学科性质和学习难度有关。物理和历史分别代表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，二者学科差异较大，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智力要求也不同，如物理更强调逻辑推理，历史更强调记忆力等。学习方向的冲突确实增加了两门科目同时学习的难度。但这并不能成为限制学生选择的理由，新高考改革应该鼓励学生挑战自我，培养跨学科的思维能力。

“3 + 1 + 2”模式虽然具备一定的选科自由度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。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，寻找更适合学生发展的选科方式。

道阻且长，新高考改革需重寻方向

在新高考改革的实际运行过程中，暴露出了许多问题，改革显得“力不从心”。

不少高中学校现有的教学条件难以满足新高考改革的需要。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苏娜对新高考背景下1256所高中的育人能力现状进行了调查，研究表明，超4成高中的教师缺口集中在21% - 50%，近20%高中的教师缺口在50%以上。在所有科目中，地理教师是最欠缺的。此外，高中支持选科和走班教学的教室、仪器设备等硬件设施缺口率高达26% - 50%。由于受到教师数量、教育资源、排课难度等现实因素的限制，学校会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条件，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选科。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利，也违背了新高考改革的初衷。

选科组合的“冷热”差异，还让文科教师队伍受到了冲击。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教首选科目的历史老师。在“3 + 1 + 2”的新政下，历史科目最受冷遇。因为另外两门文科政治和地理，由于不跟物理冲突，“既能搭上历史的车，又能搭上物理的车”，被学生选择的机率更大，所以比历史的地位都要高。这不仅导致文科教师的职业发展受到影响，也不利于文科教育的发展。

我们一直在思考：最好的高考是什么样的？相对于较为保守的“3 + 1 + 2”模式，前两批高考改革省份所实行的“3 + 3”模式，其创新潜力似乎更被公众认可。“6选3”给了学生更大的选科自由度，更符合“打破文理界限、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”的改革初衷。当然，“3 + 3”模式也面临着一些挑战，比如走班制的管理制度是否足够成熟、能否解决师资分配不均等问题。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探索更好高考模式的理由。

古语云：“改革从容，不求一朝之功。”新高考改革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，但我们不能退缩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改革的方向，解决存在的问题，让新高考改革真正为学生的发展服务。